2015年8月17日，将成为中国足球改革史上一个重要的日子。就在今天，国家体育总局局长刘鹏将亲自召集中国足协全体人员开会，宣布足球改革具体事宜。同时，相关高层领导将参加会议。尽管外界一直将“足协与总局脱钩”当做中国足球改革的重点，将今天的会议称之为“脱钩会议”。不过，将今天的会议称之为“撤编会议”或许更为准确。今日总局宣布之后，中国足球“去行政化”也将正式就此全面展开。 ■本版撰稿/记者马德兴(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外界一直形容中国足球的管理是“一套班子、两块牌子”，即对外是“中国足球协会”这样一个民间机构；对内则是“中国足球运动管理中心”这样一个政府部门，隶属国家体育总局。要求中国足球体制改革的呼声从未间断。今年2月27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次会议上审议通过了《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并在3月正式公布。在这个方案中，明确提出了“调整改革中国足球协会”的总体要求，此番国家体育总局在今天(17日)召开会议宣布的改革内容，就是以这个《总体方案》为纲，进一步细化、明确了具体的内容。在《方案》中曾明确提出：“按照政社分开、权责明确、依法自治的原则调整组建中国足球协会，改变中国足球协会与体育总局足球运动管理中心两块牌子、一套人马的组织构架。”并要求“中国足球协会与体育总局脱钩”。

今天的会议上，国家体育总局将宣布撤销“中国足球运动管理中心”这块牌子，在中国足球管理“去行政化”方面迈出实质性一步。

这其中重要的一环是“事业编制”问题。按相关规定，在没有出现违纪违规的情况下，即达不到“开除”时，公务员身份是不能取消的。进入到中国足协的应聘工作人员都属事业在编人员，因而，想要“去行政化”，首先就是要解决这些工作人员的编制问题。

早在今年6月，国家体育总局在得到了“必须脱钩”、“不管如何，首先解决脱钩问题”、“必须在8月底前解决脱钩问题”等指示后，就委托中国足协的几位领导分别找中层干部以及基层干部谈话，征求他们本人的意愿。如果愿意留在中国足协，就意味着自愿放弃事业编制；如果不愿意放弃事业编制，即继续保留公务员身份的(即保留事业编制)，则在总局系统内予以安排，而且总局必须予以安排。当然，安排的具体岗位未必如愿，但总局负责另行安排的前提是必须服从安排。

据了解，自愿放弃事业编制之后，原先足管中心的正式员工未来将重新与中国足协签订应聘合同，一般依然以四年为一个周期。未来与足协签订了正式工作合同后，工作未能达标者，足协有权解雇，或不再续聘。返回“体制内”是没有可能了。而且，未来也将不存在“年满60周岁必须退休”一说。

应该说，撤销“中国足球运动管理中心”是中国足球在管理去行政化方面迈出的实质性第一步，是中国足球改革中的一个具有积极意义的划时代举措。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尽管未来“中国足球运动管理中心”将撤销，但并不意味着其职能将不复存在，而是将全部转入到常设的“秘书处”中。此话如何理解？这恐怕还需要从“中国足球运动管理中心”的诞生说起。

早在1996年，当时的国家体委决定设立“足管中心”时，其定位是“承担常设办事机构”职能，只是在随后的具体执行和操作过程中出现了偏差。我们不妨来看一下亚足联。亚足联现任主席萨尔曼是巴林人，张吉龙是亚足联第一副主席，他们抑或其他副主席，日常并不是在亚足联总部吉隆坡办公。萨尔曼只是一年有累计三四个月的时间在吉隆坡的办公室里，而张吉龙则是亚足联有会议或其他事务时才会前往吉隆坡。但是，亚足联要正常运转，设在吉隆坡的总部需要日常处理相关事宜，这个总部其实就是承担“秘书处”的职能。而且，在亚足联秘书处里，同样设有办公室、竞赛部、裁判办公室、技术部等职能部门，每个部门也都有具体的负责人，总负责则是“秘书长”。

譬如今年7月亚足联执委会会议后，张吉龙出任亚足联裁判委员会主席，但他只负责亚洲范围内裁判事务的总体原则把握，而像亚冠、世预赛等比赛的具体裁判委派工作，则是由亚足联秘书处的裁判办公室负责，负责人是日本的小川佳实。再如亚足联有竞赛委员会，新任主席是卡塔尔的穆赫纳迪，但这不影响总部在吉隆坡的秘书处设有竞赛部，负责人是韩国的申晚吉，像亚冠赛制、名额分配等具体事务，全部由秘书处竞赛部落实。

当初，国家体委设立“中国足球运动管理中心”其实是希望“足管中心”承担类似亚足联总部秘书处的职能。但遗憾的是，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出现了偏差。而国内简单地将之定性为“一套班子、两块牌子”，某种意义上其实也是混淆了概念，因为真正的“中国足协”并不仅是目前在东玖大厦中的那些工作人员或官员，更包括其他执委等。譬如，像张吉龙算不算中国足协的领导？如果算，但他日常并不在中国足协办公。换而言之，“中国足协”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外界将中国足协定性为“一套班子、两块牌子”，其实是指狭义上的中国足协的“办事机构”。如今，国家体育总局宣布撤销“足管中心”，并不意味着其“秘书处”的职能也被撤销了，更具体地说，是“足管中心”以往职能全部将转移到“秘书处”，由秘书长负责具体的事务性工作。

从这一层意义上来说，撤销“中国足球运动管理中心”这块牌子，并不只是简单地“脱钩”，而是将其职能进一步明确化。

“脱钩”中，主席的问题成为了关注焦点。在很多人看来，如果真要脱钩，作为体育总局副局长的蔡振华就不应该再担任足协主席一职，而更应该让民间人士担任。但这显然是对脱钩的一种误读，蔡振华是否继续担任中国足协主席，与“脱钩”之间并不能划上等号。

在未来的具体实施过程中，过渡阶段，蔡振华和其他中国足协现任四位副主席(即足管中心主任、三名副主任)将作为国家体育总局的代表，进入到中国足协管理层中。

首先，不管是蔡振华还是张剑、魏吉祥、于洪臣、林晓华等，他们都是经过中国足球全体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主席与副主席，从法理而言，国家体育总局没有理由、资格撤销他们主席或副主席身份。

其次，“脱钩”并不像外界想象的那样“彻底独立”。最近国际足联成为世界舆论的焦点，腐败现象严重，根本原因就在于国际足联成为了“独立王国”，缺乏强有力的监管。在中国足球实施“政社分离、政企分开、管办分离”，加快体育行业协会与行政机关脱钩的过程中，并不意味着中国足协就不需要监管了。这样的监管由谁来负责？当然是体育行业的最高管理部门。

未来中国足协作为一个民间机构，或者说是一个NGO(非政府组织)，就目前整个中国社会大环境而言，监管也是必要的。事实上，像现在的红会名誉会长还是国家副主席，像现在的宋庆龄基金会主席还是前，但不能因为担任这些NGO组织的领导人是国家或中央的领导人，就将这些组织定性为不是“非政府组织”、不是“民间机构”。因而，对于像蔡振华这样的行政官员担任中国足协的主席需要有一个正确的理解。

像现在担任国际足联执委的俄罗斯(微博)人穆特科是现任的俄罗斯体育部部长，在担任体育部长前就曾担任过俄罗斯足协主席。今年9月2日，俄罗斯足协将进行换届选举，而穆特科就已经宣布将参选，而且当选可能性很大。而俄罗斯总理已经明确表示：即便是穆特科当选主席，也将继续留任俄罗斯体育部部长一职。在国际足坛，政府部门要员担任足协主席的情况比比皆是，不能一概而论。

脱钩，并不只是形式，更重要的是内容。在中国足球实施全面改革之际，国家体育总局以委派蔡振华为首的主席、副主席以监管的方式进驻中国足协，某种意义上其实也可以说是“扶上马、送一程”的一种表现形式。毕竟，中国足球改革举国甚至是举世关注，国家体育总局作为行业最高管理部门，也不可能彻底不管。但是，在加强“监管”的同时，在“放权”方面，国家体育总局可以说是力度前所未有。

据称，在今天召开的会议上，国家体育总局作为行业主管单位，在宣布的具体改革方案中已经得到了国家其他相关政府部门的全力支持，外界几乎所有可以想象得到的权力，几乎全部都放权到了中国足协。换而言之，中国足协未来将有“绝对的自主权”。这方面，可以说是完全落实了《方案》中所提出的“中国足球协会与体育总局脱钩，在内部机构设置、工作计划制定、财务和薪酬管理、人事管理、国际专业交流等方面拥有自主权。”

譬如，外交部门将给予中国足协完全的优惠，中国的国字号队伍出访，只要需要，将无需再像以往那样要提前一年申报，在经过审批同意之后才能执行，而是随时可以出行。而且，以往出国比赛都必须是用公务护照，但未来将放开因私护照。再譬如，以往国字号队伍出国比赛，总抱怨队医、按摩师不够，但未来不再受总局相关的规定限制，运动队可以按需配置，也就是不再受到编制制约。再譬如，未来训练器材、装备、营养品等方面的购买，将不再是“政府采购”，而完全是市场行为。

可以说，以往制约中国足球的诸多限制，在这次中国足球改革细化方案中将全部放开。即便是未来中国足球内部的工作人员数量，也将不再受到制约，中国足协内部各个部门根据需要设立岗位，当然，所有应聘员工的工资、报酬等，也全部由中国足协自行承担。

从这层意义上说，8月17日的会议将是一次中国足球划时代的会议。在中国足协全面“去行政化”的过程中，政府部门将依然还有财政拨款，以表示政府对中国足球的关心和支持。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中国足球还没有起色，则中国足协的管理人员恐怕就真的难辞其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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